茅于轼：美国慈善主力是老百姓

慈善是有阶段的。三十年前,中国还没有社会性的慈善,主要是个人间的帮助,没有基金会，人们关注的仍是能否吃饱饭。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民间慈善时代,但慈善环境还没有跟上。

虽然已经有许多民间慈善组织,但真正合法注册的很少。因为国内现状还是政府在做慈善——政府对老百姓说，把钱给我，我来做。我的看法是，慈善不是政府做，政府做的是福利。慈善如果由政府来做,就会成为“官样文章”,而且很难监督。

中国慈善的社会风气还没培养起来,美国80%~90%的慈善基金来源并不是大企业而是靠一家一户出钱,比尔·盖茨这些大企业家慈善捐赠虽然高达数百亿美元,但其实慈善的主力还是老百姓。

有数据显示,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5%的捐款来自民众,这些捐款占了老百姓平均收入的2%。在美国,13岁以上人口中有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

这次大地震，王石说的一些话太不好了。据我所知,中国许多企业家都愿意出钱搞慈善，不求回报,连名字都不要。

但要注意慈善两大原则,一是慈善是自愿的,二是慈善是不图回报的。我不同意搞什么捐款排行榜，任何强迫的“慈善”均违背了慈善的本意。

中国慈善者言

翟美卿：捐赠款项超4亿

人死了挣多少钱都是带不走的，那么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能留下的是什么？在事业刚起步打拼的年代里，很少去思考慈善的问题，当事业达到一个阶段，能为社会做点事情，人生就完美了。

现在，我发展企业、为事业打拼的动力就是慈善事业，我有一个梦想，让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达到10亿元的规模，这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慈善事业应该是力所能及地去做，长期做，但并不是要到处留名，我的标准是要把款项落到个人，真正成为受益者的一部分。在中国，慈善机构突出政府主导，不是个人力量可以独立完成的，香江基金目前的方向主要以直接捐赠为主。（廖靖文）

彭磷基:慈善投入超2亿

做善事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助人的心意。我的祖父也没什么钱，他开了间善堂，节衣缩食，自己少吃一碗粥，少穿一件衣服，就可捐出来给更需要的人。

这点对我影响很大，上世纪70年代回番禺家乡时，看到一班小朋友吃不饱，还在昏暗破旧的房屋读书，心里很难受，自己也没有多少钱，就将浑身上下能找出来的钱和两支笔、一本笔记本等，反正能给出去的东西都给他们了，只留下够回香港的车票钱。

社会责任不分企业大小，是每个公民与企业都应有社会义务。回馈社会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100元能捐出1元就很慷慨了，因为他捐了身上的百分之一的财富。

陈光标：年度捐赠1.81亿

财富如水，有一杯水自己喝，有一桶水可以放在家中，如果有一条河的时候要学会与他人共享。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生很短暂。

中国企业家腰包里的钱都很多，怎么来挖掘对慈善理念的认识？主动地发自内心地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我对慈善分四种类型，第一投资型，第二慷慨型，第三无奈型，第四虚假型。

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都成为慷慨型的慈善家，要发自内心地帮助别人使自己快乐。我经常睡到夜里就笑醒了，因为想起多少人在我手上改变了命运，想起来就笑，会吵到夫人上班，后来就分床睡了。我通过媒体呼吁中国更多的民营企业家行善。

20年如何追上200年？

捐款抵税配套政策不全传统观念影响缺乏捐赠渠道

王名在3月份全国两会时提交了一份提案，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十八九世纪美国非公募基金发展高潮前出现的迹象。“中国慈善发展的时间短，又处于转型时期，还带着计划经济的一些特征，要摆脱很难。政府的影响很大，企业的制度能力建设不足，内部组织制度结构、体系间相互制约、问责制度不成熟。但我们没有必要和美国横向比较。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可以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走完美国两百年的路。”

当然，要用二十年的时间走完美国两百年走完的路，困难重重。

捐款抵税手续繁琐

困难首先来自于税收等配套政策。2005年，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搞了一个捐款抵税实验——8月30日，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元，同时凭借收据办理个税减免手续。

他整整办了两个月，走了10道程序：让单位的财务人员计算减免抵扣税额，修改本月应税工资；再向税务部门提交修改后的“税务明细申报表”；本人填写4份“税收缴款书”送至银行；财务处再根据银行单据重新做账，下月恢复原工资明细；终于，王司长在他10月份的工资条上减免了50元税款。

他不由感叹：我办理这些手续还用了这么长时间，社会上一般的百姓又会怎样呢？事实上，2005年全国民政系统共收到个人捐赠17亿元，其中个人退税率为零。

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人捐款减免税极其方便，只需在年底的报税单上附上慈善机构的抵税发票，即可坐等寄来退税支票。美国政府1917年出台相关的免税政策鼓励捐赠，甚至鼓励不是很有钱的人也可以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来免除所得税，所以后来捐赠就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

尽快出台遗产税法

此次盖茨捐出财产，与此前股神巴菲特捐出近400亿美元类似，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于遗产税的关注。现行的美国遗产税超额累进税率，遗产数额越大，税率越高，最高达55%。2006年起征额为200万美元，如果一个人要继承一笔500万美元的遗产，真正能到手上的也就200多万美元。不想缴税的唯一途径就是捐助慈善事业，因此即使是最吝啬的富豪也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我国尚未在这方面有规定。王名在今年两会时就提倡“尽快出台遗产税法”。

此外，企业所得税也应当有所动作。王名认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自成立以来都有过一定的捐赠行为，然而大部分属于直接捐赠。许多企业在捐赠时并未意识到还有税收优惠待遇。

2007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将公益、救济捐赠的免税范围，扩大至所有经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并将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权限下放到省级财税部门。“扣税比例较此前的3%有了大幅度提高，也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有很大的激励意义。”

须培养社会慈善文化

以现代基金的出现为标志，美国奠定了其在现代慈善事业中地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曾介绍，美国现代公益事业主要有三个特征——其目标是“治本”，美国不少基金会的口号是“向贫困的根源开战”；二是有组织、科学地用钱，有健全的组织架构，每笔钱的用途严格评估；三是“授人以渔”，不是“授人以鱼”，主要帮助人自立以摆脱贫困，注意避免养“懒汉”。

因此，美国的基金会所开展的项目虽然林林总总，但教育和健康领域始终是最集中的关注点，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健康的体魄，就有公平的竞争机会。

她认为这种新的慈善模式之所以在美国出现是有原因的。“首先，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有这么多财富集中在私人手中，而且集中得很快；二是思想方面的原因，相信人只要受了教育就能提高；三是这批人都是社会的受益者，有很强的主人翁精神，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社会变得更好。

专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父子财产传承等传统观念仍然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定阻力。而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社会财富的快速集中过程，一方面生产力大大发展，财富的积累速度是空前的；一方面,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这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政策外，还要大力推行慈善公益事业，缓解社会矛盾。

“对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捐赠活动，从需求看，中国社会各界的捐赠热情异常高涨，需求极其活跃，问题在于现有以官办为主的慈善机构无法满足需求。目前中国最缺是安全、高效的捐赠渠道。公众希望自己捐出的钱用得安全，用得有效率。”她认为。